“1959年9月25日至27日,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美时,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体现‘合作友善’,特意将会晤安排在戴维营。在戴维营进行的三天会谈也被认为是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走出冷战禁锢、走向对话缓和的初步尝试,此后美苏关系不仅得到了逐步缓和,也为美苏两国通过首脑会晤形式来解决问题开创了历史性先河。”可见,我们的媒体,把“习奥庄园峰会”,吹成什么“开创大国关系新的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什么“将为大国关系的新纪元探路”等等,实在是有点忘乎所以了。
我们知道,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赫鲁晓夫就逐步推出他的以“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为主要特色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背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世界观”。在1959年6月访美期间,他就大力推销这种货色。当年《人民日报》,连续全文刊登了他访美期间在各种场合和回国后在欢迎大会上的全部演说,留下了“启发后者”的宝贵教材。
当时,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道:“我们两国对维护和平负有特殊责任,这不是什么秘密。只要想一想,如果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苏联相互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成长为友谊的合作关系,那时,国际关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先生这样的话,他曾经写道:‘美苏之间有了相互信任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其他分歧都不能成为对普遍团结和平的威胁。’”
他又说道:“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对和平的希望,我一贯相信,如果人们努力保卫和平,和平就会得到保障。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会谈之后,我的希望更坚定了,因为在同总统会谈时,我感到他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更说道:“我们的时代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实现伟大理想的时代,成为和平进步的时代。
苏联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屡次建议大国安排政府首脑会议,来就成熟了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当我们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我们是相信人的理智的。我们相信,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代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代表,只要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正确地解决全人类所关心的当前的问题,以利于巩固和平。”
“在这个崇高的讲坛上,在莫斯科人、在全体人民、政府和党面前,我应当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毅力。”
访美之后,赫鲁晓夫又来中国访问,力图推行这种他所标榜的“戴维营精神”。结果,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吴冷西《十年内战》一书,以及《毛泽东传1949-1976)》 ,对此有详尽记述,此处不赘言。
吴冷西在书中引用了毛泽东讽刺赫鲁晓夫访美的一首打油诗:“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送上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1959年12月初,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而手书的讨论提纲中,又有针对性地写道: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不断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601、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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