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国防工业发展史上，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争论，是关于飞机与导弹的关系，并相应地由此带来了关于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关系的争论。这段争论时强时弱，延续近30年，最终也没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处于不了了之的状态。这个争论，曾对航空工业发展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同时，我们还要值得警惕的是，在新的军事变革和空天一体化战争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要防止有些人未深入研究军事战争规律而片面地老调重弹或故伎重演。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导弹及其技术迅速发展后，当时西方国家一批专家和军事工业决策者，感到可能出现新的军事技术变革，带有想像性地不断扩展导弹技术的发展前景，高估了导弹技术的发展进程，认为“不久的将来只要有导弹，战争将唾手可得！”特别是在未经战争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就贸然提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早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国防白皮书就提出过要导弹不要超声速飞机；50年代苏联也提出过导弹可以取代飞机；70年代美国还辩论过航空工业是不是夕阳工业的问题。当然，后来的实践完全否定了这些观点。
早在建国前，党中央政治局就提出“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1951年政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1952年又颁发了《中央军委对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1950年刘亚楼、何长工等空军与工业部门领导在《开始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中提出：“航空工业建设第一年内需要投资2～8亿斤小米”，1951年周恩来总理听取聂荣臻、李富春等关于航空工业3～5年计划汇报时讲：“实现这个计划看来需要折合56亿斤小米，国家准备拿出60亿斤。”1953～1955年的三年，国家调给航空工业老干部300名。同时，中央领导几次提出“要把航空工业职工的工资提高一些”，甚至提出“航空工业工人工资可比其他部门高25%”，等等，可见，当时国家对发展航空工业是高度和充分重视的。
航空工业开始大规模建设不久，有些争论就出来了。根据查找的资料分析，这个争论一方面是受国际上的影响，即当时前苏联的导弹技术迅速发展，而美国卫星发射屡次失败，前苏联已掌握了推力空前大的火箭技术的新型燃料，卫星也比美国先进得多，重量大得多，于是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说法：导弹技术将决定美苏竞争成败。这对西方产生了震慑，另一方面，国内主要是受钱学森的观点影响。
钱学森作为我国最著名的火箭专家，回国后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国防事业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尊重和采纳。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担任了国防部导弹研究局第一副局长兼导弹研究院院长，不断对我国国防工业发展提出新的意见与建议。钱学森发表的意见中，关于航空航天方面的较多，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开始时钱学森的基本观点是，飞机要比导弹复杂得多，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和防空的需要，应当走先发展导弹，再发展飞机的路子，也就是所谓“先导弹后飞机”，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他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定飞机发展的重要性，只是有个根据国情明确发展顺序问题，其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钱学森认识的变化，他的这种观点出现了大的改变。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提出了一个“空间时代的军事航空问题”，也就是飞机与导弹在“空间时代”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分析。
钱学森认为，“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时代的开始。”而空间时代，“我们面临着一个要不要走在发展飞机的基础上发展导弹的老路子的问题”。
他对发展飞机与发展导弹所做的具体分析是：
一是飞行距离（应为速度，原文如此）上，导弹可以达到M数20，飞机只能到M数3～5，与导弹远无法比。
二是作战效能上，飞机载弹量大，但有了氢弹以后，重量不大的弹能产生很大的威力，此方面不能再成为飞机的优点。
三是二战期间，飞机平均使用次数（不被击落）约10次，而随着防空技术进步，现在飞机平均使用寿命至多不过4～5次，飞机不见得合算。
四是机动性上，飞机要有机场，导弹则不需要。
对比结果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导弹都比轰炸机优越。”“飞机的强击任务可用中程导弹来代替，侦察任务可用飞航式导弹通过电视摄影取代，而在运输方面，苏联科学家说也有可能用跳跃式飞行的火箭飞机。”
最后结论是：“在军用上，飞机的效能已接近了它的末期”，“飞机最后必然让位于速度更快的新事物--导弹。”“我认为不能再走别的国家的老路，由飞机到导弹，而应该直接研究导弹！”
钱学森的观点，当时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而且很快由一种专家观点上升为决策主张。根据查找到的史料来看，当时中央主管国防事业的领导和有关机构是接受和认可他的观点的。就在他这个观点提出后的次年，时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聂荣臻在《关于几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中首次提出：“现在使用的喷气式飞机似已是最后一代，喷气轰炸机当其达到超音速时，亦是最后一代，因此，在我国科学技术人才极缺，水平亦低的情况下，不宜以大力对飞机的改进进行研究工作，而应采取依照苏联图纸进行生产的办法解决军队今后的装备需要。”“今后空中斗争的研究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
受这个思想影响，当时的军委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完全赞成这一主张，认为“飞机可以停止发展。”而主管航空工业的当时重工业部领导也曾就国防科研问题，向中央报送过含有此类观点的正式文件，万毅部长曾坚决表示要导弹不要飞机。他指示情报所写的材料说明飞机已到了消亡的时代。
这个观点对当时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的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徐昌裕回忆讲：“当时的领导认为，将来导弹可以代替飞机，现在中国不应花大量钱财和人力去研究和发展飞机，不论是歼击机还是轰炸机，都没有用了，直接搞导弹就可以了。所以只重视发展导弹，不重视飞机，把航空科研排除在尖端之外，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对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可有可无”，应当说这个影响是不小的。
此后约有一二十年时间，中央军委针对国防事业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指导方针，如“发展导弹是整个军事工业的重点”，“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等等，并由此开始出现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划分。
对钱学森的观点，当时是有些争论的，特别是重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局）的一些同志提出过不同观点，也在有关确定科研计划等许多会议上争论过。事情到了1958年4月，刘少奇参观国防工业展览会的航空馆时，听取一机部刘鼎副部长和四局段子俊副局长汇报讲道：“焦点在于飞机的研究和设计刚刚开始，是否应该停止，把技术力量全部并入导弹的设计研究部门，还是应该继续下去？”刘少奇说：“你谈的是技术方向问题，不要怕争论，应该争论，要百家争鸣，也许你们（航空工业局）反对的意见是对的。”“这个问题争论归争论，我看飞机的设计研究还是可以进行，因为飞机还是需要的，民航方面用途亦很多。”
但事实上，这些同志的观点显然并没有完全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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